那一瞬，周先生的喉结动了动——那是他教课时总揣在兜里的茉莉香片味，混着山雾的清苦，像从记忆深处飘来的旧信。
“周老师，”肖锋在他对面坐下，声音轻得像片落叶拂过瓦檐，“您当民办教师那会儿，有没有件事，哪怕过了三十年，想起来还会心跳？”
周先生的手指突然扣住桌沿，木头硌进掌纹，发出轻微的“咯”声。
他盯着茶碗里浮沉的茶叶，像看一段沉在水底的往事。
眼尾的皱纹慢慢洇开，声音发哑，像旧风箱拉起来的破响：“七九年春，我在公社中学当教导主任。校长把教育局拨的助学金扣了，给儿子办婚礼。我带着学生堵在礼堂门口，说‘不还钱，就去县上告状’。”
他猛地抬头，眼里烧着团火，“他们说我疯了，说‘正义值几个钱’？我就站在操场中央喊——‘值学生眼里的光！’后来我被下放到村小，整整二十年……”
祠堂里静得能听见梁上麻雀啄瓦的“笃笃”声，还有香案上供烛未燃尽的蜡油滴落，啪地一声，溅在木台上。
肖锋注意到几个老头的背直了，像被无形的线拉起；李婶用袖口抹眼睛，粗布擦过眼角，发出沙沙的摩擦声；小林的笔在本子上飞，墨点溅在“正义”两个字旁边，像一滴未干的泪。
“后来您弟弟当上了供销社主任。”角落里突然飘来句沙哑的方言，像从地底渗出的风。
所有人头都转了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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