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交车事件后的空气，像是被拉满又骤然松弛的弓弦，余颤经久不息。
我们之间那套精密运行的“如常”程序，多了一个看不见的漏洞——每当视线无意交汇，记忆便会自动加载那拥挤车厢里的温度、摩擦与几乎同步的心跳。
杨俞躲得更明显了，课间办公室的门总是虚掩着，放学后她的身影总是最先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而我，则把自己更深地埋进题海，试图用枯燥的演算和冰冷的符号，镇压住心底那头被意外唤醒、躁动不安的野兽。
五月的一个周五深夜，墙上时钟的指针已悄然滑过十一点。
我正对着一道物理竞赛题冥思苦想，台灯的光晕在草稿纸上圈出一片疲惫的战场。
房间里静得只有笔尖划过的沙沙声，和窗外城市遥远的呼吸。
就在这时，桌角的手机毫无征兆地震动起来，屏幕亮起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。
这么晚？我皱了皱眉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拿起来按了接听，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：“喂？”
电话那头先是短暂的沉默，只有细微的电流声，然后，是一声压抑的、带着浓重鼻音的吸气。
我的动作顿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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