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没有要求更多。
没有越界的承诺，没有身份模糊的暗示。
她依旧把自己定位在“老师”的范畴内，但她在那个范畴的边界上，凿开了一个小小的、允许关怀和微弱连接存在的缺口。
“在学校，在课堂上，一切都不会变。”她像是在对我说，也像是在对自己重申，语气坚定，仿佛这是她必须守住的最后防线，“但在这里……在医院，或者以后……如果还有这样的时候，让我……知道你好不好，行吗？”
最后三个字，轻得像叹息，带着一种精疲力竭后的卑微请求。
不再是师长的姿态，只是一个被吓坏了、心有余悸的普通人，对她在意的人（尽管这份“在意”可能依旧复杂而充满禁忌）提出的，最低限度的、关于平安信息的恳求。
这或许，就是她此刻能给出的、最大限度的让步和……默许。
是在我差点为她丢掉半条命之后，在恐惧和自责的冲击下，她对自己严格原则的一次微小而艰难的调整。
我看着她红肿的眼睛，看着她眼底那份沉重的、不再掩饰的关切，还有那份近乎恳求的“行吗”。
身体依旧疼痛，头脑依旧昏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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